为了放牛班的春天（上海一周）

12月4日的冬衣捐赠活动不仅吸引了许多志愿者来参加，而且还有上海一周、外滩画报、新闻晨报和解放日报的记者来采访。下面是《上海一周》的报道：
为了放牛班的春天
文/壹周记者 潘一灵 摄影/壹周记者 王雅敏
12月4日12点，一场捐助活动正在进行。由国际公益组织扶轮社上海青年义工团募集的捐赠衣物陆续送达，很快就把不大的久牵浦西活动中心塞满了。再过两个小时，这批过冬棉衣就要从久牵的孩子们手中，送到他们所居住的农民工聚居区。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在上海的公益机构里算是历史悠久。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外来农民工子弟可以在久牵得到专业老师的指导，学习唱歌、器乐，甚至还能接受一对一的英语口语培训。自成立以来，创始人张轶超已坚持了近十年。
“在繁华奢靡的上海，有人对一件上千元的名牌T恤趋之若鹜，通宵排队；而有人为了一件10块钱的过冬棉衣望眼欲穿，一筹莫展。”张轶超说开场白时一直带着笑，即使此时还在喝止孩子们不要吵闹。很明显，他的语气太温柔，镇不住嘈杂的人群，孩子们挺不给他面子的。
很快，衣物、志愿者、久牵学员和扶轮社的法国籍义工被平均分成了三组，前往三个不同的聚居区。记者跟随张轶超走入了这片“贫穷的城市边缘”，一探农民工子弟的生活。

一行人在组长唐灿的带领下出发，她是久牵服务社的第一批学员，现在读中专一年级。一些初中毕业的久牵学员会继续留在服务社做志愿者，唐灿已经算是“中层干部”了。今天要去的聚居地也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对事先联络好的受助家庭多少有些了解。
谁知七绕八拐，记者一行被带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唐灿指了指：“到了，就是这儿。”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目光越过二十几辆或散架或破旧的车子，可以看到一栋2层楼房，蒙着烟灰与锈斑混合的颜色。大家心中不免怀疑，这里怎么可能住人？
循着楼梯走上去，一条宽不过2米的过道把门对门的房间分成左右两排。地上烧着的简易柴火炉冒出呛人的烟，空中晾满了衣服。狭窄过道里堆着杂物，走过时不得不躲开垃圾袋、炉灶、马桶甚至是浸泡在大木盆里的袋装冷冻鸭子。大盆边立着的烤鸭炉把过道占去一半，可能某个住户开了家烤鸭铺子。过道尽头有面用白色编织袋砌成的“矮墙”，绕开墙，可以看到公用的水槽，水管裸露，锈渍斑驳。
第一个捐助对象韩梦就住在走道的最后一家。敲门，一个15岁左右的女孩推开门，表情茫然，惊恐地看着门外站着的大人、孩子、外国人……屋内一片漆黑，没有开灯，20平米不到的空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饭桌和一个电视柜。唯一的一扇窗对着过道，上面破了个大洞，糊着挂历，一丝微光从破洞里射入房间，破洞处还不断有冷风吹进来。床上睡着韩梦不到5岁的弟弟。
“韩梦，你好啊。还记得我吗？”张轶超认识她，先搭了腔，依然笑眯眯，语调不紧不慢。“她现在跟我一个班。”一边有个孩子抢白。
从同学手里收下衣服，签了字，韩梦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只是定定地看着门外一大群人你一句我一句。不时回头看看弟弟是否被吵醒。“有空就到我们这里来玩吧。”张轶超走之前说。韩梦一边关上门，一边从鼻腔里挤出一个“嗯”，不置可否。这时对面的阿姨打开一条门缝，探出脑袋，用好奇又略带异样的眼光打量外来人。
从二楼走下来必须小心，因为很陡。就在楼梯口，是一块堆满废砖头的荒地，砖头的夹缝中几袋垃圾已经被野狗撕开。唐灿看到我们脸上不可置信的表情，轻轻说：“我们住的地方都这样。”
据张轶超介绍，久牵每个孩子的生活条件都和韩梦差不多。他们的父母长时间在外打工，赚到的工资却微薄得仅够果腹，家里常常留守着几个小孩互相照顾。今年的冬衣捐赠活动都是这批孩子自己策划、调查、记录家庭情况，联络并实施。把他们从受助者变成施助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谁最需要帮助，也是为了“在帮助同样的贫困人群时，让自己成长”。
这样的角色转换，是张轶超最看重的，也是他最期待的一笔“回报”。

他们在这里长大
唐灿轻车熟路地在前领路，记者跟着她穿过羊肠小道，随时注意着脚下的污水塘。横冲直撞的卡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拖着一屁股尘土。渐渐深入这片农民工聚居区，我们被眼前的破败所震撼。
“这片居民都以食品加工为生。”来到一排居民楼前，组长放慢了脚步，唯恐踢到路边堆满还未加工的莲藕和面筋的塑料盆。
两个老太坐在一口大油锅前，用剪刀从面前一块已经发黑的面团上剪出一段，扔进沸腾的油锅，不断用木勺翻搅，手法熟练。不到2分钟，就会浮起一个个炸成土黄色的油面筋。脚边的木桶里已经满是成品。老太站起身，走向我们问：“可以给我一件吗？”“当然可以。这件棉袄不错。”唐灿从编织袋内抽出一件橘红色的夹克，“大人小孩都可以穿，165的，又是双层，保暖。”显然，尺寸款式被直接忽略了，保暖与否才是重点。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油香，变质的腐臭和呛人的浓烟。年纪更小的孩子们在一旁玩耍嬉戏。
一路走过好几个加工豆干的小作坊，刚刚避开路边堆积的豆渣，突然一间巨大的锅炉房就横亘在面前。三个5米高的锅炉冒着蒸汽，炉口吐出火焰，一个看起来还未成年的男孩不断往炉口里添柴。另一个同龄的男孩则站在小山样的废材顶上往下扔木柴。
久牵的学员们踩着铺满木屑的路，没有人抬头看，没有人逗留，只剩下记者和老外站在锅炉前瞠目结舌，不禁要问“What’sthis?”可以想象，这些孩子每天都穿梭在小道内，甚至时刻在三个“炸弹”旁打闹，已然麻木。
终于到了这片聚居区的中心。与其说是中心，不如说只是一个小杂货铺。店铺门口，几个柴火炉并排放着，一个8岁的男孩熟练地生着火，塞入一节木柴，用长木棍往里捅，扇风吹气。看得出，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最劣质的材料建造，单薄粗糙，没有外墙粉刷，灰褐色的水泥暴露在外。墙面上到处涂满“办证”和“包治性病”的广告。
看到这群白送衣服的孩子，人们好奇地走出屋子。女人们抱着小孩，吃着瓜子，男人们抽着烟，痴笑着对外国人说“Hello”。几个中年妇女围在分发衣服的孩子边上，才拿过一件外套穿上，手就伸进了另一个编织袋，“有没有裤子？”站在一边的张轶超立马伸出手，手臂上挂着3、4条裤子，微笑着说：“这条很酷，名牌，很好看的。”妇女却不领情，“太薄。”唐灿和几个女孩看着几条牛仔裤眼馋，悄悄道：“这几条我们自己很想要。”张轶超听到后，回头一笑：“算了。明天给你们煮八宝粥吃。”
原本孩子们提在手中比自己个头还大的编织袋，一会儿功夫就空了。他们显然非常高兴，彼此开起了玩笑，“刚刚送掉的那件衣服不是你最喜欢的吗？”“哪有，那件颜色太艳了。”
他们笑着，领到冬衣的居民笑着，看热闹的男女笑着，但直到人群离开，也没有听到一声“谢谢”。

能够看到的改变
从聚居点步行回久牵中心，花的时间比去时短，男孩子互相勾着肩，女孩子牵着手边走边说悄悄话。
一进门，跑了一下午的他们来不及叫声累，就坐到钢琴前，跑进练功房。教钢琴和舞蹈的老师已经等了不少时间。下午挤满人的舞蹈房里，6个女孩穿着鲜艳的舞裙，学跳恰恰。但不是每个女孩都穿着裙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舞裙。一个叫王雪萌的女孩在弹琴，身旁坐着老师，边上围了几个10岁左右的男孩，大家很安静，盯着女孩子的手和键盘。一曲《童年的回忆》弹毕，人们感到惊讶，她只学了一年半就有如此水平，并且凡是学过的曲目都可以脱谱。
“我每天都来久牵练2个小时，家里没钢琴。”王雪萌的一句话让记者联想到无数被逼着哄着练琴的小琴童们。因为没有上海户口，所以这些孩子不能在上海读高中，要留下来只有两条路，要么初中毕业就去打工，要么读“三校”。艺术熏陶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最不需要的东西。张轶超很明白，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已唱到了第五个年头。他想改变的是孩子的内心，给他们自由成长的平台，“事实上，我并不指望他们会在艺术方面有什么成就。有这样的熏陶，人起码能学会文雅，超越功利。哪怕生活再窘迫，还保有一些信仰。5年后再来看他们，会看到更多效果。”
5年前的第一批学生，已经让人看到了变化。像唐灿一样回来的孩子现在分担着张轶超的工作。他们管起调皮的学弟学妹总是有点吃力，“新生不听我的，闹的时候要靠喊，到后来才慢慢自觉起来。”据说张轶超从来不喊，永远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他那样也管不住我们。”唐灿说。
大多数民工子弟来久牵之前从来没有在饭店吃过饭，没有见过所谓的“大场面”。“放年班的孩子”合唱团第一次去北京演出，张轶超带大家去饭店。菜一摆到桌子上，所有的小孩一拥而上，一下子就把菜抢光，他发怒了。唐灿回忆起5年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非常生气，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生气。他跟我们说这样是没有教养的行为，做事情之前要想到后果。” 后来再去饭店，再没一个人抢，等待长辈先动筷。
一年一次的公演和“回乡之旅”，把久牵的孩子们锻炼得比同龄人更通情达理、落落大方。一个孩子说起这个话题来格外激动，“以前在陌生人面前我不敢讲话的，憋得脸红脖子粗。经过几次演出，现在完全可以自如沟通，反而学校里的同龄人看到陌生人会躲在我身后。”说着她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现在唐灿他们要管理很多新生，新生刚到久牵时都很害羞，仿佛让他们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我当时也是这样。”
这些改变会随着他们回归到原本的生活环境中而倒退吗？张轶超对此很有信心，“我希望久牵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不光学习艺术，还要出去演出，每年一次‘回乡之旅’，这里的孩子只有更加开放，更加大方，接下去的世界会越来越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