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来自《南都周刊》的报道相比其他报道而言，更多的写出了现实中孩子们的纠结与挣扎，写出了他们的梦想与生活环境之间的紧张。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而言，出国留学也好，或者其他世俗认为的成功也罢，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与他们自身的努力程度关系不大。这当然要归咎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正如在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美洲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展出骑兵来，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马可以驯服。然而当欧洲人将马匹带到美洲蓄养之后，很快印第安人成为最优秀的骑手。我想说的就是，当你改变了环境中的某些元素之后，你可能会带来远比你想象更为深刻的变化。久牵所做的也仅仅是如此，不断努力为这些孩子创造一个开放性的环境，让原先孩子们不可能接触到的资源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使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成为可能。在这过程中，当然会有纠结，困惑，有痛苦，挣扎，若没有经历这一切，又如何能够证明那破茧而出的是蝴蝶而非毛毛虫呢？
特约记者 _ 郜艺
平安夜，30几个戴着圣诞帽的孩子，在上海杨浦区大学路的一间只有40平方米的房间里，井然有序地排成拐了几个弯的长队。
这些孩子都是农民工子弟，他们的父母在这座水晶般的城市从事廉价的营生，他们中有些人在上海出生，但却从未真正融入这座城市。
餐桌上摆着二十几盘食物，其中还有凤尾虾、星形饭团、三文鱼刺身和烤龙鱼条……这些都是学生们在下午烹饪课上的成果。
如果没有“久牵”，平安夜对这些孩子而言，遥远得如异国他乡。为孩子们提供舞台的，是张轶超。
创办这个为农民工子弟提供教育的志愿者机构已经10年了，张轶超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造访民工子女学校的场景—
吵闹的课堂中，有人在瞌睡，有人在吃东西，极少数人在听课，只有志愿者拿出糖果之类的礼物时，这些孩子才能勉强安静。待志愿者走远后，老师将糖果抛向空中，孩子们狼奔豕突般争抢。然后，有人打起来，有人哭起来……
自2002年起，从复旦研究生毕业的张轶超，就在一个叫“久牵公寓”的小区里，租了一套房子。他在复旦大学组织了一支大学生志愿支教队，在业余时间给周边的民工子女上兴趣课。他们会做智力游戏，做科学实验，还会借专业望远镜来一起看星星。
无论是孩子们还是志愿者，大家总会说“今天去久牵”，久而久之，久牵不再只是一个公寓名。此后十年，尽管地方换了多次，志愿者和学生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这句话却从来没有变过。
2006年，久牵成立了一支合唱队名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队，这也许是全国第一支由民工子女组成的合唱队。而张轶超的志愿活动，就如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受人瞩目。
目前，久牵开设了20多门课，共有50多个老师，浦东、浦西两个中心加在一起有100来个学生。开课的志愿者来历丰富，课程也是五花八门，法律、摄影、烹饪、二胡、琵琶……
开的课程越多意味着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越大，找到自己兴趣和特长的概率也会更高。与其说张轶超教会了学生什么，不如说他引导孩子们怎样去认识这个世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放弃自我”是张轶超对这些孩子们的期待：“在自由选择中，人才会了解自己，才会快乐。”
出国梦
今年，久牵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王新月的女孩被联合世界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 简称UWC）全额奖学金录取了，现在正在加拿大皮尔逊学院就读高中IB国际课程。而在此之前，王新月只是一所职校的普通高二学生。
张轶超是从另一个做NGO的朋友那里知道UWC的，他们每年在中国招收25个学生，将其送往世界各地的联盟学院就读IB国际高中课程。
为了送王新月出国，张轶超送她去北京老罗英语读托福住宿班。同行的还有姚如慧和曹春丽，张轶超为后者分别设计了直接申请国外大学和申请护士学院的出国道路。对他来说，“民工子女出国”有特别的含义。
回来之后，三个女孩都被老罗英语的励志氛围打了鸡血一般，好像自己无所不能了，出国更是小事一桩，这正是张轶超希望看到的。不过，上海的现实又渐渐浇熄了她们的激情。
整整半年时间，张轶超安排了三名英文老师为王新月辅导。那段时间，王新月基本上都住在久牵。但有时候，老师到久牵了，她才从床上爬起来，就连填写申请表都是靠张轶超的督促。说到底，王新月只是把出国读书当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得到面试通知后，从瑞士来的人类学博士乌郎帮助王新月强化练习了一个星期。很多认识王新月的人都认为她有点小聪明，但不够踏实，谈论起她的人生，都说是“各种幸运”。
无论别人怎么说，现在的王新月已经开始了加拿大高中的寄宿生活。三个月后，她的英语不再成为交流障碍，在课堂上也敢发言、积极参与讨论了，每个周末还会和世界各国的同学们一起参加派对。学校在维多利亚镇上和温哥华分别帮她安排了两个寄宿家庭，周末、假期不想待在学校的时候可以住过去，他们会开车带她出去玩。
学校的资源很丰富，有专门辅导大学申请和职业规划的导师，北美的许多名校也会去学校做讲座提供面试机会，王新月现在的理想是进耶鲁。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收获的一段日子。”王新月这样告诉她的朋友。
挣扎与怀疑
“读不了上海的高中，不能考大学，都没关系。我们可以出国。”这成了久牵学生的一条新路，或者说是一种宽慰。
今年高考的曹春丽，最终放弃了录取她的四川一所大学。她执拗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不止于此，她希望花一年时间来重新考托福，王新月的成功让她难以服气。
这些自认为命运不公的农民工子女，时而困顿于身世的自卑感，时而又心高气傲地想用某种终极的方式来证明自己。
出国读书让王新月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她接受了无数次的采访，但她内心无比反感，尤其是当记者追问着她的家庭背景和努力奋斗的过程。
“他们就是想听我说我家里多么艰难，我学习多么刻苦，现在有这个机会心里多么激动。其实我都没有，难道让我编故事吗？”但她还是表现得不错，她自认为接受媒体的采访是为了久牵和张轶超。
今年8月，老罗英语给了久牵5个托福班免费学习的名额，张轶超带着他的孩子们又出发了。在他的名单里，17岁的屠文建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读书住宿费用可以免，但是来回火车票和伙食费需要自理，加起来也要1500元。对于屠文建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月的开支。
屠文建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母亲在超市做清洁工，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小12岁的弟弟。在2007年久牵的回乡之旅中，大家都带了一两百的零用钱，而屠文建身上只有30元。他花10元帮两岁的弟弟买了一对塑料鸭子玩具。现在他每天都去幼儿园接弟弟，走到哪都带着他，有人开玩笑说他像个爸爸。
虽然是个玩笑，但在屠文建心里，他确实有着比同龄人更多的挣扎和对人生更悲观的怀疑。在回乡的巴士上，沉默许久的屠文建突然对自己的邻座说：“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装，久牵的老师在装，我自己也很装。”
话音刚落，屠文建突然转身扰乱了后排两个女生的谈话，装作很快乐的样子，然后和她们打闹起来。
两分钟之后，屠文建回到座位上，木然地低声说：“刚才我就是装的。”
“那真正的你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屠文建说。
对于出国读书，屠文建不像其他孩子那么热衷，他认为这是小概率事件，即使真的申请成功了，他也将背负巨大的压力。本来3年后就可以开始工作、赚钱，父母和弟弟很快就都能过得更轻松了，出国读高中的话，还要再读四年大学。
不过最后，在朋友和张轶超三番五次的鼓励下，屠文建还是上了去北京的动车。
梦想试验场
一直为久牵拍摄纪录片的孙悦凌，认为屠文建很有表现力，他很会在镜头面前摆出一个合适的形象。
“但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甚至他有可能是久牵最真诚、善良的一个学生。”孙悦凌说，“许多久牵的学生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有着丰富资源的平台，希望久牵能够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屠文建每次最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家庭，为了弟弟，为了父母，他愿意放弃实现自我的机会。”
在屠文建准备填写的UWC申请表中，有一道这样问答题：如果有时光机，你会去什么时候看一看？
屠文建说，想去看看南京大屠杀，因为他想知道的不只是一个历史死亡数字，而是想亲眼看看那些鲜活的生命都经历了什么，把他们记下来。
“不想去未来，是因为我对未来并没有什么期待。”屠文建说，其实眼前的生活更真实一些。抱着这样现实和梦想的纠结，屠文建最近对学习英语也失去了兴致。
现在，屠文建在一个技工学校读二年级，本来他打算学计算机专业，但因为学校要求自备电脑，他改成学机电。他也不清楚以后究竟能做什么，也许去汽车制造厂做技工，也许做家电维修，但老师说的一句话却给了他不少安慰。他拍着胸部说：“反正有电的地方就有我。”
“希望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把爸妈送回老家，我和弟弟在上海，我可以养弟弟，供他读书。工作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但我不会像别人一样抱怨，还是会积极努力去做好。和现在的好朋友还能保持联系，有时候出来聚一聚，我就很满意了。”这就是屠文建的小理想。
“真正有梦想的人是会发光的，大部分人有的只是幻想。”久牵的创始人张轶超常对学生们这么说，在他看来，屠文建的纠结和放弃更多来源于自卑感，他不相信自己能做得好。
这句话对张轶超本人也是适用的，很少有人理解，张轶超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慈善、公益，而是教育，而且是精英教育。虽然这个边缘群体给他的精英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片最自由、最有可塑性的土壤。
或许张轶超弘扬的一切，听起来更像是一部好莱坞励志电影。
的确，在久牵的孩子里，曾经在魔术课上最有表演天赋的女孩初中没毕业就去了奶茶店打工，也有的回老家高考落榜了，还有的迷上了酒吧生活后来了无音信了。
三年前，有个对久牵充满质疑的人问张轶超：“你给孩子们编制了一个美好的梦，最后却破碎了，这不是很残酷吗？”
“如果连梦想的权利也没有，那不是更残酷吗？”张轶超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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